几年前看过一部电影《逃离德黑兰》，讲的是在伊朗人质事件之后，CIA与加拿大大使馆配合，最终解救出在伊朗民众冲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有幸逃离出来的6名外交官的故事。电影最后一幕是外交官们终于搭乘离开伊朗的民航飞机并顺利起飞，离境后，空乘人员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伊朗领空，各位可以饮用酒精饮料了。随后是众人的欢呼。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当时的我是深深宽慰的，想起电影开头时「暴民们」强硬地冲进大使馆——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境外使馆被视为主权及领土的延伸，而外交官甚至还享有犯罪的外交豁免权——而兢兢业业的、无辜的、弱小的工作人员们则在匆忙而又慌乱的打碎保密文件之后束手就擒，66名外交官在办公室被扣押为人质，其中的52人甚至被持续扣押444天。朴素的正义观让我自觉的认为这是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对于世俗世界的无辜平民的非法拘禁行为，是绝对的「恶」。最近了解到事件发生前后伊朗国内外的局势，我当然依旧不可能认可，但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提到美国在中东，就绕不开石油。二战后的中东地区乱成了一锅粥，伊朗也不例外，而如果我们考察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科威特等等地区的国内冲突之中英、美、法等国介入时候的考量因素，很容易总结出一个道理：他们并不会、至少不会首先考虑是哪一派人对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更有利，而是更热衷于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以此来换取自己在该国的战略存在，以求得到石油、或是对于不听从自己的国家的战略牵制。伊朗是产油大国，1953年，在多方研究和考察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帮助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发动政变推翻改革派的莫沙哈德首相，成为一名实权君主。这位巴列维国王收回权力后如何让渡国内利益以讨好美国自不必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他能够发展好伊朗本国国内的经济，各个势力想必也还能相安无事，但是很不幸历史最终证实这是一位热衷于个人享乐、同时又缺乏独裁者该有的魄力的国王，因此，纯粹满足个人虚荣的面子工程没少做，而看似好心的改革措施却推行得十分不堪。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社会的底层民众还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人士，都对巴列维王朝以及其背后的美国十分反感。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国王巴列维于当年1月份主动流亡海外。事情转变在10月，身患绝症的巴列维想要去往美国治病，而美国唯一一位「好人」总统（却不是一位好总统）卡特，居然同意了。这件事情让伊朗革命者大为生气。
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革命者频繁向美国示威抗议。在11月4日当天，上千名群众再次在大使馆前聚集示威，早已习惯的当地警方和使馆工作人员起初不以为意，直到群众开始冲击，并且很快便涌进使馆内部。为了防止激化矛盾，使馆的防卫人员只进行了象征性地抵抗。
革命者宣称这并非扣押人质，而是对于美国支持前独裁国王以及允许其入境治病的正当的报复。起初伊朗总统和政府官员皆严重批评群众——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外交风波，但是随后真正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公开发声支持革命者、痛斥美国，并且撤换掉了政府及主要官员（大部分是世俗派官员），从此更加加强了伊斯兰宗教势力对于伊朗政府的控制。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卡特总统亲自致电伊朗，并且在被扣押的外交官家属面前给伊朗承诺：美国不会动用武力，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很不幸的是，在群情激愤的伊朗人看来——尤其是在对国际局势尚不十分了解的霍梅尼看来，这是美国不敢动武的示弱的表现。在此之后，「伊朗有能力对抗美国」的宣言广泛传播。11月12日，美国中止对伊朗的石油进口，同时驱逐部分无辜的伊朗人出境；14日，美国冻结80亿美元的伊朗在美资产；来年4月7日，美国终于正式宣布与伊朗断交。至此，两国关系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79年11月19日，为了向外界展示伊朗的态度，其主动释放了十三名在押的女性与非裔美国外交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外界认为的伊朗对于女性的压迫和歧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另一方面，伊朗认为非裔美国人与伊朗人一样，同样受美国压迫（这倒或许并不算虚伪）。但是有三名符合条件的外交人员拒绝被释放。
伊朗要求美国遣返前国王、向伊朗道歉并保证不再干涉伊朗。卡特总统尽管是个好人，他也不可能答应这样条件，否则便是真的连任无望了。美国一方面寻求第三方的斡旋谈判，另一方面也发起了营救行动。比如一错再错、彻底失败的「鹰爪行动」，受限于未能预料的天气原因，以及调度上的错误，最终该行动造成8名美国军人在行动宣告中止之后死亡，以及误杀了1位伊朗平民。这场失败的营救使得国务卿辞职，并且最终导致当年的大选中卡特落败。
万万想不到，最后导致双方的胶着状态有一丝缝隙的，居然是巴列维国王因病逝世。一个多月后两伊战争爆发。因此，一方面美国终于从「要不要遣返收留的前国王」的道德困境中抽身，而伊朗在以色列的军事压力下，也更加有动力与美国和谈。因此在1980年底，即将离任的卡特总统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与伊朗政府谈判，以解冻伊朗在美资产以及保证不起诉作为条件，伊朗同意释放人质。在卡特卸任的1981年1月19日，伊朗签字；1月20日，在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结束的几分钟后，所有人质获得释放，至此结束了他们444天的至暗时光。
以上是事情的经过。从此美国与伊朗的敌对关系自不必说，而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是不可胜数。伊朗当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国家，而且问题极大。最近的世界杯让伊朗国内的抗议局势再次进入全球的公共视野，政教合一的伊朗政府针对女性的压迫与迫害让世俗化的其他国家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都希望伊朗可以变得更好，而且就上下齐心的伊朗人的抗争精神来看，就伊朗球员集体噤声拒绝唱国歌的用起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它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常常下意识的怀念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那时候女性可以不戴头巾、接受相对平等的教育，我们觉得那是黄金时代。
但是，是吗？自波斯帝国起，伊朗的历史之复杂是这一篇短文不可能讲述清楚的，在石油被发现之后，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改革与保守、共和与君主、宗教与世俗，我能看到的只有悲哀。这像极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所以在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批判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1979年冲击美国大使馆的狂热的暴民们是「真诚」的，他们十分真诚的受够了荒淫无度的统治者和图财好利外国对自己的压迫，事实上，无论之前提到的哪一方势力取得政权，民众永远是受害者。他们没有文化——此时的伊朗识字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多，这种集体性的、缺乏理性认知的激情当然很容易被极富演讲天才的霍梅尼煽动，但是我们又如何有资格要求他们做出更加理性和克制的行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