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灭六国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从来没有过一统体制之外的政治制度选择。一统体制的核心原则是：政策部署都归中央号令，地方执行便是。而一切形式的组织都有交易成本，无论是协调还是激励，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投资成本会不成比例的增加乃至到达崩溃，因此「一刀切」几乎是必然存在的。
从一统体制的角度，权力和资源要尽可能向上集中，并且这种意识要贯彻和强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但是如果从「有效治理」的角度分析，权力和资源更需要配置在可以获取「有效信息」的位置，即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最了解具体的情况，因而应当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也要求其拥有更高的治理能力，但是这与一统体制的原则又是相悖的。
如果既要求决策是统一进行，同时地方上的执行又不能缺失灵活性，则必然需要各级政府一方面绝对服从和认同中央的政策，另一方面有需要得到在一定程度上偏移的默许。但是对于「一定程度」的判断权的必然要牢牢掌握在重要的手中，因此，「压力型体制」应运而生，地方政府执行灵活性有待自上而下的裁决，而一旦裁决不合适，则中央政府可以行使其自上而下随意干预的绝对权力。
从基层的角度来看，由于其不得不进行的灵活性偏移行为有着实实在在的风险，因此在仪式和表面上保持出与中央权威绝对一致的姿态变得尤为重要。政治教化的刚性束缚常常体现在日常工作中的参观学习以及种种的政治活动的安排，尽管与实际工作毫无关系，但是却是维系国家治理的平衡性所必要的。「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搞形式。」这些「过场」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一统体制的服从和接受、对中央权威的顺从和认可，并且不断地、循环地确认中央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治动员」的到来，当中央对治地方的治理不满时，借助政治教化的基础，可以很快的将仪式性行为变成实际存在的控制力量。从而不光是在观念上防止地方割据，也因此而导致事实上难以形成地方违命的客观条件。
一旦出现了局部偏差，「运动型治理」就会出现。借助不同科层之间紧急的联合动员，暂停原先的常规的官僚体制，从而进行纠偏和规范。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方面依赖资源集中的事实，另一方面凭借长期的政治教化的观念基础，从而实现合法的「任意专断」，而每次成功的运动本身又构成之后的「至高权力」的合法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