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读《台北人》——也不算读，准确来讲是「听」。「看理想」平台前几年把白先勇先生的这本短篇小说的集子制作成了一幕幕的有声剧，听来有一种看电影的质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那些人的生活明明是通过声音，却活生生的展现在我的眼前了。
想必许多人都有民国情结，尽管我们知道那时候的识字率还不到百分之五，普通人无依无靠，一遇到荒年，更是千里饿殍，像我这样的人果真生在那个年代，怕也只是籍籍无名的苦难大众的一员，能不能活到二十岁都是问题，可是谁不喜欢将自己附会到那些幸存下来的有胆识又有机运的杰才中去呢，想到武昌起义时候的各省纷纷独立、想到五四运动时候的全国串联、想到西南联大的八年寒梅，总是会觉得，那个动荡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啊，至少还是有股子激情的。
《台北人》里描写的大概正是这一群人，而且上层人士居多。白先勇先生的父亲便是白崇禧，这一身份显然为他日后描写民国时候的精英们撤退到台北后的生活样貌提供很好的条件。他们有的是在叱咤十里洋场的名媛、有的是空军眷属、有的是高校教授（也是热血青年）、有的是革命军，内战结束后他们随着国民党去往台北，他们看起来变成了台北人，但却一辈子都是落寞的异乡人。
白先勇先生的人物神态与腔调、环境、人情世故、历史都构思得极为巧妙，我想，非亲自读是不能体味的。尽力总结，也很难分辨到底这悲思愁绪是来自一个时代的没落、是来自个体浮沉命运的必然的悲剧、是来自时代是如何改变一个青年，我想也许是兼而有之的。
「尹雪艳总也不老」，这句话就像是《情人》开篇那一段「我已经老了······」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又浮想联翩。但是我最受触动的是中间一篇《冬夜》，风急雨急，两个暮年的老教授几十年后再相逢，而在几十年前，他们还同是五四时期为民主与科学摇旗呐喊的健将同仁。那时候的老朋友们，无论是留在大陆的，还是逃到台湾的，却「访旧半为鬼」了。当吴柱国讲到自己是如何在加州的课堂上呵斥美国闹学潮的大学生们，说起，「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讲到，「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边听着，我好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了，但我恐怕是没有颜面回去的。
